2023年10月26日下午，西方当代最具影响力社会学家之一、《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后面简称《学做工》）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保罗·威利斯应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邀请作题为《“创造性与活生生的日常文化”：一种视角》的讲座。本次讲座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于海淀校区56创路演厅、腾讯会议同步举行。教育学院副院长袁梅教授，教师代表吴明海教授、常永才教授、胡迪雅副教授等，以及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代表线下参加，各兄弟院校的部分师生在线上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负责人苏德教授主持，天津师范大学张越博士担任翻译。
保罗·威利斯教授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邀请，接着阐明了本次讲座的两个重要概念——“创造性”与“日常文化”，他还介绍道，此次他主要围绕自己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Being Modern in China”（《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来重点阐述他如何将这些方法应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介绍完毕，保罗·威利斯以一个瑞典音乐家专门为《学做工》写的歌曲以及一段录音视频作为引入，引发听众思考：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随后，保罗·威利斯教授对民族志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说明，他指出《学做工》是一部民族志作品，2020年出版的《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尽管是以2014年-2017年期间在中国的考察研究为基础，但蕴含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接着，保罗·威利斯教授还讲述了自己的研究历程。他通过对62年前自己转科经历的陈述，表现出他对于寻找意义的研究热忱。其内心对于意义探寻的强烈驱动力也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保罗·威利斯教授将此种影响归纳为人生的三次转变：第一，在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受到雷蒙德·威廉斯的影响，认同“文化并非精英专属，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的观点；第二，转变了自己寻找意义、寻找创造性的方式，他不再从文本中寻找意义，而是从生活中去寻找意义和寻找创造性；第三，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与改造，具体而言，改变了以往对文化生产的静态审视，开拓了文化生产历史变迁的视角。
此外，保罗·威利斯教授还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对《学做工》作出了再探讨。他首先将文化生产比作在大铁炉中打铁，每个人在自己的象征世界中都是创造意义的铁匠，能够进行意义的创造。对于《学做工》中“反学校文化”的代表——“家伙们”而言，被学校文化所排斥的现实反而促使他们去社会上寻找身份认同，也就使文化生产意外地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家伙们”也并非是被社会结构简单支配，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状态，并不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动性，因为对文化生产这一概念的强调赋予了他们被支配阶级作为人的尊严。
之后，保罗·威利斯教授着重阐述了在《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这本著作中对中华文化现代性的研究。他首先将此书与《学做工》的研究方法进行区分，《学做工》更强调传统民族志研究，而在《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这本书中，他做出了新的尝试，采用更大的实验性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包括从中国报纸、英国新闻、与高校学生进行交流、对高校学生课程作业进行分析中获得研究素材。其次，保罗·威利斯教授基于自己对中国青年人生活的感知，归纳出中国青年人生活中最显著的三个要素——城市的吸引力、“商品拜物教”及消费社会、对互联网的迷恋以及对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由于符号秩序本身比较宏观，因此保罗·威利斯教授便以高考这一兼具共同性与历时性特点的场景作为主要研究场景，并以“走高考这条路的人”以及“不走高考这条路的人”形成微观的对照。他还指出，两种类型的人在文化现代性过程中进行个人的文化生产是不同的，他们带来的社会再生产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具体而言，“走高考这条路的人”走向城市是通过教育完成，因此不必在消费社会中追寻自己的社会认同，对于网络平台的使用也以国家与公民为主线；而“不走高考这条路的人”由于只能凭借打工进入城市，因而会在拥抱消费社会时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把商品改造作为表达身份和意义的手段，同时也会更高频率、更加不受拘束地使用网络媒体。
此外，保罗·威利斯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思考：第一，积极看待“不走高考这条路的人”，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要承认文化生产和创造性本身的价值；第二，观察“走高考这条路的人”的文化生产以及所体现的地方；第三，关注网络上的文化生产，重新认识文化生产的价值。
在交流环节，在场的老师、学生围绕讲座相关内容与保罗·威利斯教授作进一步的探讨，保罗·威利斯教授逐一进行了解答，拓展了本次讲座的内容深度，现场互动交流轻松愉快、充分深入。
最后，苏德教授针对本次讲座作总结发言，他强调，本次讲座收获甚多，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区别于大多数西方和中国民族志学者的研究视角，在文化研究中尤为注重生活体验和创造性，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研究启示，对教育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并再次对保罗·威利斯教授以及张越博士表示感谢。本次讲座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